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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资讯」从窑洞走来 用“古元的方式”致敬古元

日期:2019-12-31 来源: 评论:

[摘要]“古元画展——纪念古元诞辰百年”现场文革时期,艺术家徐冰到北方的一个山村里插队,随身携带了几件宝贝,其中就有他自己剪贴的古元木刻版画。“当时我觉得我所在的这个村子的一切真像古元木刻的感觉。这一点我印象很深。”徐冰的感觉真准!古元的木刻画通常...……

“古元画展——纪念古元诞辰百年”现场

文革时期,艺术家徐冰到北方的一个山村里插队,随身携带了几件宝贝,其中就有他自己剪贴的古元木刻版画。“当时我觉得我所在的这个村子的一切真像古元木刻的感觉。这一点我印象很深。”

徐冰的感觉真准!古元的木刻画通常是在农民的炕头上“展出”的。每天老乡们劳动归来后,坐在热炕上,吸着旱烟,品评着古元的画:“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键牛吗?真带劲!”“画的都是受苦人翻身的事,咱们看的懂,有意思。”

古元(1919-1996)

古元的画“让我们懂得我们这‘种’人根上是怎么回事。”所以徐冰从1977年开始就学习古元从农村来到美院后开始学习古元,徐冰说,古元是那个时期真正意义上的“前卫”艺术家。

但直到今天,把古元与“前卫”放在一起谈,人们依然还会有点不习惯。

不过,在真正了解古元艺术的学者们看来,他一直是一位先锋艺术家。他从延安走来,一批早期的黑白木刻版画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界的成就,让他直至如今都是版画界不断仰望的前辈。

如今再去回溯古元一生的创作,他的创作均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,从延安时期的黑白木刻版画转向抒情的诗意表达,水彩画创作方面更显突出,画面清新淡雅、意境天成。跟随时代的创作转变,印证了古元的艺术不仅仅只有“革命”和“延安”,还有他终其一生所追寻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。

2019年,是古元诞辰100周年,中央美术学院、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“古元画展”,于10月16日下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。展览通过古元创作的版画、素描、水彩作品243件/组,以及家属珍藏的文献与历史照片,试图向观众传达出古元为人朴素、温和的性格,让我们与“古元”离得更近。

如何纪念古元?展览现场似乎让人感觉回到了早些年的“阅报栏”,作品遵照原画托裱原封不动地展出,必要的作品介绍,则在作品旁边以铅笔手写的方式,策展团队“用古元的方式”来完成展览,向古元致敬。

“像是从窑洞里走出来的。”古元的女儿古安村说。

从窑洞走出来的先锋艺术家古元

古元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巴拿马归侨之家,古元从小接受的教育让他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,就如“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的脸上”“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”这些如今后辈形容他作品的句子,都是出自他自己的语言。评价古元的为人,他的后辈、学生和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谦和、朴实的人,就像他的艺术一样,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真挚的情感。如果去寻找这其中的根本原因,或许能从古家的家训中体会到一二:“和气致祥百忍成金处事端资退让,厚德载福唯善为宝持身贵养谦光”。

但骨子里对于自由的理解和向往,也让古元在早年间就毅然离开家乡。1938年,古元从广州辗转到延安,开启了他一生的人生和艺术追求。

进入鲁艺美术系学习木刻,这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节点,“我父亲从广州到了延安,他当时也不一定想当一个画家,因为在此前他只是一个中学生,一个业余爱好者,他到延安当然是追求民族的自由。到了延安之后,他看到了和敌占区不一样的生活气息,激发了他对生活美的表达。”古安村这样说。

到达延安的古元

《圣经时代过去了》 古元 1940年

逃亡地主归来,10×14cm,1942年,黑白木刻

1939年夏,鲁艺从延安城北门外搬到桥儿沟,这里有一幢教堂,出于对文艺工作的关怀,党中央把这间教堂作为鲁艺的校址供师生学习。当一座教堂改变为一所革命学府,这反映了时代的大变化。于是,古元刻了一幅木刻,在教堂外面的树阴下,一位青年学生正全神贯注地阅读书本,他头戴军帽,脚穿草鞋,躺靠在横放的木凳上,从服装和姿态上看出他读的不是圣经,而是一本其它著作,标题为《圣经时代过去了》。

“我父亲最原始的展览,起步于延安碾庄的窑洞。” 在鲁艺学习结束后,古元被分配到延安县碾庄乡做文书,这一份平凡的工作却使他第一次真正融入到农民大众的生活中去。在这期间,古元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在碾庄开展起“识字一千”的活动,他用手边特有的粗糙纸片,画上农民喜闻乐见的图形,用山上特产酸枣刺把图片钉在窑洞前,让农民来欣赏学习。“古元是从窑洞中走出来的。所以此次展览的理念就是让大家在展览中找到一种延安窑洞的感觉,因为那是古元的味道。”古元的长女古安村介绍到。

对于创作,古元也常常征求乡亲们的意见。有一次,一位老乡指着《羊群》那幅画:“应藏加上一只狗,放羊人不带狗,要吃狼的亏。” 另一位老乡补充说:“放羊人身上背上一条麻袋就带劲了,麻袋可以用来挡风雨,遇到母羊在山上产羔,就把羊羔装进麻袋里带回来。”于是古元就依照他们的指点在画上进行适当的修改,其结果竟比原来的好得多了。

哥哥的假期,9.5×13cm ,1942年,黑白木刻

哥哥的假期,14.3×17.8cm,1942年,黑白木刻

离婚诉,11.7×13.2cm,1940年,黑白木刻

离婚诉,9.5×11.5cm,1943年,黑白木刻

《结婚登记》古元 1940年

对于一些不喜欢的东西,老乡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,比如一些木刻技法,“为啥这人脸半边是白的那半边又是黑的?”“脸上为啥画上这么多道道?”对此,古元忍痛舍弃了不合群众口味、硬搬和模仿过来的技法,结合民间剪纸和装饰艺术的传统,重新进行创作,《结婚登记》《离婚诉》《哥哥的假期》等都是经过返工重新创作的。

割草,8.5×14.5cm,1940年,黑白木刻

徐悲鸿发表在《新民报》的文章《全国木刻展》

1942年,“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”在重庆开幕,古元的:《割草》、《冬学》、《哥哥的假期》等作品参展,并受到徐悲鸿的大加赞赏,他在《新民报》上亲自撰文评价:“我发现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,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”,“……我唯对于还没有20年历史的新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,不禁深自庆贺。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之一位选手,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……。”

1943年,古元的木刻作品入选中国现代木刻展,被送往美国、英国、印度等国家展出,“我父亲说,他们在创作版画时,并没有想过要走向世界,但却让我们延安的版画走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,并被人民所记住。”古安村说到。

延安,古元艺术起步的摇篮

“我父亲把延安,特别是碾庄,当做是他艺术起步的摇篮,所谓摇篮,一定是对他印象最深、影响最大的地方,并始终贯穿其艺术生涯最重要的东西。” 1938年至1945年,古元在延安共创作了200余件作品,为了这一批作品,古元可以说是付出了巨大的心力。

抗日战争结束后,鲁艺师生接到通知要在短短几天内到达东北解放区执行新的任务,因为时间紧急,且路线又被封锁,上级规定每个部队一天要走一百里路,而且走的是天上有飞机地上有追兵的崎岖山路,为了保证行军速度,要求每个人身上携带的行李不能超过十斤,,包括衣服、干粮、躲雨的油布。当时的古元舍不得自己几年内凝聚了自己太多心血和追求的版画,于是连夜把手头上的所有版画都拓印了一张,背在行李中,用唯一的一块油布包好。

在行军的路上,党中央几次要求大家减重并加快速度, “其实我父亲是一个不善言词,非常守纪律的人,但是这几次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,他都违纪了,把自己最必需的一双备用的鞋,行军的时候走路的鞋是非常重要的。鞋扔掉了,粮食扔掉一部分,但是画一幅都不能扔,依然就是背到身上。”古安村讲述.

后来到了烟台,敌人封锁了整个渤海,所有部队里的人都化妆成渔民、小贩、学生、乞丐,上级最后一次严厉通知,凡是能够暴露解放区痕迹的日记、报纸、书信等东西一律交给专人保管,一旦渡海与敌人正面交锋,这些东西需立刻沉入大海。“父亲考虑再三,依然没有把画扔掉,他当时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,决定到时一旦遇到搜查,就立刻跳海,不牵连任何人。”就这样,古元是拼了命将这批作品带出了延安,也成为现存唯一一套古元延安时期的原版版画,但是最早的木刻板已经在胡宗南轰炸延安之后随着战争而去,再也没能找回。

“这套作品,我父亲是须臾不离身的,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批画就安全了。”文革时期,古元家被抄了两次,这批作品在当时被悉数抄走。幸运的是,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,中央美院67届的林殿惠等几个学生有一天突然到他们家,把这整套作品原封不动地送回来,原来他们知道造反派要去抄家,于是先做红卫兵把这套作品抄走,藏在中央美院留学生楼,还派人定期前去给它通风、保护,直到这场浩劫结束,才拿回来还给古元先生。

此次展览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古元延安时期的这批创作,也是这套版画原作第二次向观众展示。

古元的素描很“帅”

新中国成立初期,虽然因为抗美援朝的原因,古元的创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,但他仍留下了一批上甘岭战士的速写素描作品。

这批作品也是从战火中留下来的。“当时我父亲正在战场中画画,突然敌袭,志愿军战士催促我父亲赶快进坑道躲避敌机的轰炸,但我父亲却很淡定地说‘子弹也没长眼,不一定能打到我。’他就按部就班的完成最后几笔,才进入坑道。”

“古元的素描很‘帅’” ,策展策划人、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李帆评价到。“此次展览展出了古元唯一一幅带水彩的速写,他在写生时,首先画了一幅农场的大场景图,在另外一幅作品中,他又把左边的一株植物进行细致的描摹,由此可见,他既关注大的场景,又关注细节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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